先是南京、武漢、成都、西安、長沙等二線城市放出“送戶口”、“送房補”、“免費租借辦公區(qū)”等大招來吸引人才，再是力求控制人口規(guī)模的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分別出臺針對高端和相關產業(yè)的人才引進辦法。不經意間，這場人才爭奪“大戰(zhàn)”已經在全國打響，戰(zhàn)火蔓延至20多個城市。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二線城市求才若渴呢？本文將展開分析。

“搶人大戰(zhàn)”背后是人口紅利的衰減

之所以要“搶人”，正是因為“人”變得稀缺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全國范圍內人口紅利的衰減。

按照經濟發(fā)展的邏輯，一個國家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yǎng)負擔輕、于經濟發(fā)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這便是人口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口紅利”。

對我國來說，之所以會發(fā)生改革開放至今的經濟增長奇跡，人口紅利的作用可謂居功至偉。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驅動模式特征顯著，其中以投資居首。按照經濟學“邊際報酬遞減”的有關理論，在勞動力供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擴大投資，一定程度之后，資本的邊際報酬就會呈現出遞減趨勢——即投入等量的資本，從中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事實上，我國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的強勁勢頭，關鍵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紅利的存在延緩了資本回報率的降低速度。

《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3年以前，我國勞動適齡人口（16-64歲）的數量始終呈現逐年遞增態(tài)勢，從1982年的6.25億人增至2013年的10.06億人，從而確保了國民經濟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200萬，由此也形成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詳見圖1）。

 這不僅幫助資本維持了長期的高回報率，還讓更多的勞動力從老人小孩的贍養(yǎng)等非生產性活動中脫離出來，將多的時間和精力配置于生產性活動中，間接成就了我國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角色。據世界銀行估計，人口紅利因素能夠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33%，其重要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2014年我國16-64周歲的適齡勞動人口首次出現下降，較2013年減少了113萬人，此后更是連年下降。倘若縮小年齡范圍，我國16-59周歲的人口規(guī)模早在2012年便出現了減少，由前一年的92543萬人減至92198萬人，減少了345萬，此后更是每年都有減少——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2016年減少349萬（參見圖2）。這也標志著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與人口紅利的衰減。

與此同時，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呈現出日漸嚴重的老齡化態(tài)勢。2016年，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已經達到10.8%。而當前參與“人才爭奪戰(zhàn)”的一二線城市的不少地方均已呈現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人口老齡化特征：2016年，北京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超過24%，上海為20.6%，廣州為11.9%，南京為11%，武漢為13.7%，成都為14.5%。

因而，適齡勞動力便成了支撐未來經濟發(fā)展的珍貴資源，對全國來說如此，對城市來說亦如此。

破解人口紅利消失的關鍵是什么?

可是，適齡勞動力的補充卻不容易。2018年年初，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一份生育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上年的1786萬人下降了63萬人，且遠低于國家衛(wèi)計委的預測數值（詳見表1）。這預示著，即便國家二胎政策已經全面放開，但老百姓生育的意愿仍在不可避免地走低。

當生育率走低、適齡勞動人口數量趨于下降與老年人占比逐漸提高同時出現時，人口年齡的結構性變動已經迫在眉睫。

此時，勞動力短缺現象日益加劇，企業(yè)用工成本顯著提高；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終結，也會導致投資回報率的下降。這些變化意味著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tǒng)優(yōu)勢逐漸減弱，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多少會受到制約。

與我國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受人口結構變動所累的典型案例。“少子高齡”是當前日本社會的重要特征，該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年間整整減少了1000萬，而全國人口總數為1.27億人。目前日本的建筑、運輸以及護理等行業(yè)所需人員與求職人數之比已經達到了3：1，勞動人口告急，再配上不健康的的人口結構，令日本人口紅利幾乎喪失殆盡，經濟發(fā)展陷入泥潭。

那么，是否存在破解人口紅利消失的良方呢？當然有。

當前人口結構的變化已是不可避免，但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尤其是隨著勞動人口的技能、知識、經驗等方面水平的提升，因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絕對數量下降、撫養(yǎng)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結構缺陷將得到有效彌補，從而形成人口和勞動力“以質量換數量”的新的紅利機遇期。對此，人口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人力資本紅利”，這在簡單的勞動人口統(tǒng)計數據中是無法體現的。

根據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的觀點，人力資本紅利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大發(fā)展。在此，我們不妨從國民受教育程度的變化來窺探一二。

從上表2可以看到，2010年以后，我國居民受教育程度較2000-2010年期間有了明顯的提高，大學與高中文化程度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速度更快且幅度更大了。到2016年，我國擁有高中與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規(guī)模超過4億人，較2000年增加了近3億人。

國民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升，至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助力我國人力資本紅利的增長，并延緩人口紅利衰減的負面影響：

第一，帶來“就業(yè)總量紅利”。勞動力素質的持續(xù)上升，會讓勞動者的就業(yè)參與率增加，就業(yè)人口與非就業(yè)人口之比會提高。而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勞動力退休年齡的延遲以及對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支持與鼓勵，未來我國就業(yè)人口的比重還會繼續(xù)攀升。

第二，帶來“就業(yè)結構紅利”。按照國家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要求，產業(yè)結構高端化已是大勢所趨。這也客觀上要求經濟發(fā)展必須從依賴勞動力驅動轉變?yōu)橐劳腥肆Y本驅動，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會越來越多。而隨著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從業(yè)者從低生產效率部門向高生產效率部門轉移，由此重塑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就此，當前已進入白熱化的城市搶人大戰(zhàn)也便不難理解了：表面上看大家是在搶人，實質上卻是劍指人力資本紅利的爭奪。畢竟，依托投資和房地產開發(fā)，帶來的只是城鎮(zhèn)短暫的繁榮，而人力資本與生俱來的創(chuàng)新性和創(chuàng)造性才是帶來更多可能并支持區(qū)域經濟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支撐。

城市不僅要“搶人”，更要“留人”

有句老話說得好：“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對城市來說，人才更是其發(fā)展的核心資源。

特別是在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的戰(zhàn)略部署下，許多城市的建設突飛猛進，硬實力早已頗為雄厚，此時更加需要來自人口質量提高的“軟實力”補充。只有軟硬兩方面的齊頭并進，才能豐富城市原有的階層結構，并為城市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相比于“搶人”，“留人”的難度可能更大。

近年來，盡管許多二線城市拿出極其優(yōu)惠的政策來吸引人才入駐，效果也確實立竿見影，但仍有不少年輕人正在向一線城市“回流”。如此一來，非但沒有幫助二線城市形成長期穩(wěn)定的人力資本紅利，到頭來，城市的未來發(fā)展還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這種反差不得不引人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戶口等優(yōu)惠政策確實能夠吸引人才，但是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沒有才華用武之地與足夠的成長空間，而絕非區(qū)區(qū)一處安身立命的居所。

相比大城市來說，小城市里人際關系的盤根錯節(jié)、競爭環(huán)境的不公平以及筑夢空間的缺失，都是導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只有讓人才真正擁有實現夢想的舞臺、發(fā)揮價值的空間和公平公正的環(huán)境，才能形成城市對人才的“虹吸效應”，從而充分發(fā)揮人力資本紅利在城市發(fā)展中的關鍵作用。

因此，在搶人之余，或許各個城市的決策者更應該深入思考的，是如何促使人才將自身成長與城市發(fā)展相結合，并獲得足以施展身手的舞臺。比如，有針對性地依據人才的專業(yè)特性及擅長方向，及時合理地安排工作崗位，確保人才優(yōu)勢得到最大化的發(fā)揮，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同時，要不斷優(yōu)化城市社會的軟環(huán)境，增強產業(yè)基礎，等等。

栽好梧桐樹，自有鳳凰來。